已婚人士困县城 中国城市化最大“接班人”？
近年来，在大中城市周边的县城买房已经成为一些年轻人的选择。虽然很多人抱怨县城不够宜居，机会少，房子升值慢，但在县城买房的热情从未消退。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本文指出，在城市买房的主要群体是来自周边地区的农民家庭，为子女购买婚房是买房的重要动机。事实上，在1980年代实行土地承包制后，为子女建造新房结婚的做法开始流行；2000年后，新房成为结婚的必要条件；但2010年后，结婚条件又发生了变化，从“盖两栋大房子”变成“去市(县或地级市)买房”。在一定程度上，这被视为实现农民家庭社会认同的重要渠道。
通过对鲁东山区县的调查，作者还指出了中国城市化在“婚房进城”背后的逻辑：一方面，经济水平的提高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城市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和土地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东部农村坚实的农业基础仍然支撑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从而补贴了县城的城市化。当然，东部的案件不能代表全国。中西部地区，很多县市的工业基础还比较薄弱，使得婚房进城的年轻人还得出去大城市打工谋生，追寻着父母风华正茂时曾经走过的路。
从婚房进城看中国城市化的逻辑
新世纪以来，全国许多中小城市(以地级市和县级市为代表)经历了快速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建设面积像馅饼一样扩大，城市人口翻了一番。不同于北上广等一二线大城市，中小城市的新居民多为来自周边农村的农户家庭，他们掀起了一股进入县城或地级市购买房产的热潮。在进城购房的农户家庭中，为儿子购置婚房构成了一条最重要的理由。如何理解婚房进城现象？农民家的购房款从哪里来？婚房里的农民家庭能否在城市扎根，安居乐业？这种现象反映了怎样的城乡关系？
本文通过对山东省山县的实地调查，从50岁左右的山县农村父母的角度出发，重点研究婚房进城的相关问题。通过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逻辑和经济实践的分析，本文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在单县特殊的经济和地理条件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城乡关系，这种城乡关系是由无数小家庭的代际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单县的农村和农业“补充”了单县的城市化进程。通过山县婚房的案例，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城市化和城乡关系的一些独特形式。
单县城市化与房地产市场
像中国其他许多中小城市一样，在过去的十年里，它一直位于山东省东部的山区县。县城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从19万迅速增长到30万，主城土地面积从19平方公里扩大到36平方公里。多层和高层建筑的门禁社区取代了平房庭院，老街不断拓宽和拉直，城市周边全新的公交车和公共自行车投入使用，新建的公园、学校、医院和超市使县城越来越像一个时尚的城市。
许多学者指出，“土地财政”是过去十年左右中国中小城市快速扩张和大规模建设背后的真正动力，尽管学者们对这一制度的利弊众说纷纭。在“土地财政”的运行机制中，房地产业的繁荣极为关键。同样，山县千变万化的变化也离不开“土地财政”的逻辑，靠的是繁荣多年的房地产市场。近十年来，单县房地产年销售量一直在几千套甚至近万套的规模。直到2017年，单县房地产行业依然如火如荼，新楼盘不断拔地而起，销售广告遍地开花，房价依然稳步上涨，房屋买卖依然是街头谈资的重要话题。
支撑岐山县火热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力量来自涌入县城的农民家庭购房的热情。根据单县房管局的数据，2011年单县新增销售商品房5709套，近40%的购房人是该县各镇的农民家庭。2015年，笔者根据某中、低档新建商品房小区的产权登记材料进行统计，小区400多户中，近60%来自单县各乡镇农村。而进城购房的农户家庭中，有很大一部分家庭的共同特征是至少有一个到了婚龄期的儿子，他们进城购房的理由很明确，即“为儿子结婚”。
2013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团队在单县进行城市规划时，对不同乡镇的7个村庄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二在城市买房的农民家庭将“娶媳妇”列为在城市买房的首要原因。这个数据可以和笔者在一个自然村采访的调查结果相互印证：该村总人口约900人，其中35户家庭的儿子已经到了适婚年龄或刚刚结婚，而这35户家庭中，除了少数经济情况确实困难的家庭外，几乎都给儿子在县城(或其他城市)买了婚房。可见，50岁有儿子的农村父母构成了山县购房的主要力量。
婚房入城的文化逻辑
为什么那么多50多岁的农村父母需要和儿子结婚，在城市买房？如果用这个问题问单县五十多岁的农村家长，他们会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