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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卡停火背后:亚美尼亚从“我们赢了”到“不能再打了”

发布于:2020-11-23 被浏览:4064次

在决定性的军事失败后,虽然后方埃里温的很多人主张继续为复仇而战,但纳卡的亚美尼亚人已经厌倦了战斗。面对咄咄逼人的阿富汗军队,当地居民往往采取被动抵抗,或者点燃房屋,切断电线,或者拆除加油站,但很少有人愿意留下来继续战斗。

一座破败的教堂被孤立成一片废墟,西墙依然高耸完好,在纳卡地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一个破败的小镇菲祖利显得非常突兀。到现在也没人知道这里曾经生活过什么样的门派,连名字都在冰冻的时间里丢了。

1993年8月23日,17000名居民匆忙收拾行囊,干粮和被褥被塞得乱七八糟。人们在配有实弹的亚美尼亚士兵的监督下离开了家乡。这些人中大多数是阿塞拜疆人。萎靡不振的人流在傍晚慢慢消失,小镇菲祖利从物理和记忆上完全变成了死城。

27年后的秋天,阿塞拜疆人回来了。“看这一切,看这毁灭,毁灭,遗忘。菲祖利除了废墟什么都没有。”阿族军官纳提克年轻的脸上看起来并不开心。他告诉法国《世界报》,“他们(亚美尼亚人)大动干戈,把成千上万的人赶出了家乡。难道只是为了把小镇从活人中剥离出来,然后抛弃在荒野里?”

纳卡地区的居民大多是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纳卡的争端始于1988年,战争于20世纪90年代爆发。1994年战争结束后,亚美尼亚占领了纳卡及周边七个地区。从那以后,这些地区被亲亚美尼亚政府的亚美尼亚人控制。但是30多年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对纳卡的争夺并没有停止。今年9月,双方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6个多星期后,阿塞拜疆军队逐渐占据优势。

今年10月下旬,阿塞拜疆军队在土耳其军事援助的支持下占领了菲祖利。当亚美尼亚军队被击败时,它甚至没有时间移除武器和物资。满满的机枪弹壳被随意扔在街角,许多苏制的122毫米口径D-30拖式炮弹散落在地上。

菲祖利距离西北的舒沙只有40公里。11月7日,菲祖利人可以清晰的听到舒沙城D-30火炮的轰鸣声。在那场激烈的战斗中,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军队在城市附近来回观望,几天后,阿富汗军队占领了舒沙。这是中江最大的城市。阿富汗军队取得成功后,将很容易对纳卡剩余的亚美尼亚军队发动新的攻势。11月9日,随着这一胜利,阿塞拜疆军队迫使亚美尼亚在44天内签署了第四份停火协议。

与前三份类似废纸的文件不同,在达成这一协议后,俄罗斯迅速派出2000名士兵和近100辆装甲车前往纳卡进行维和行动。交火双方基本停止了军事行动,还有天气禁令。在阿富汗和亚洲的首都,喜怒哀乐各不相同。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居民走上街头庆祝胜利,而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的居民情绪低落,无法接受失败。

“最后的祈祷”

“我哥哥在保卫菲祖利的战斗中受伤了。和他一起参军的儿时玩伴在他面前被炮弹炸成粉末。这是一个回头的问题。”26岁的亚美尼亚女孩塔特维克痛苦地回忆起《www.thepaper.cn时报》。到上周末,亚美尼亚宣布至少有2300名士兵被杀。由于亚洲一方是输家,很难统计所有的剩余人数,实际伤亡人数预计会更高。在阿塞拜疆方面,官方尚未公布伤亡数字。

在全民的悲痛下,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有着最真实的感情。战争开始时,一张牧师拿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站在山上的照片通过社交网络传播开来。这位名叫Hof Hanas的“网络名人”也是一名亚美尼亚老兵,现在负责Naka地区Dadivank市的修道院。在1993年春天的战斗中,他的部队夺回了修道院和其他几座教堂。建于9至13世纪的大迪凡克修道院见证了外高加索千年的动荡历史,历经多次战争而屹立不倒,成为亚美尼亚教会的骄傲。

霍法纳斯神父拿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

“我再也不会把它给土耳其人了。1993年我们把它带回修道院时,发现土耳其人竟然把它变成了养牛场。”霍法纳斯在与前来报道纳卡战争局势的法国媒体交谈时,总是称敌人为“突厥人”,并故意将阿塞拜疆人和土耳其人归为同一类,仿佛当前的战斗只是亚美尼亚民族数百年来相互斗争的一部分。阿塞拜疆的军队就在眼前,但霍法纳斯坚持说,它将“与自愿留下的居民站在一起”。

在决定性的军事失败后,虽然后方埃里温的很多人主张继续为复仇而战,但纳卡的亚美尼亚人已经厌倦了战斗。面对咄咄逼人的阿富汗军队,当地居民往往采取被动抵抗,或者点燃房屋,切断电线,或者拆除加油站,但很少有人愿意留下来继续战斗。

阿塞拜疆要求当地亚美尼亚人在11月15日前将该镇移交给阿富汗军队,随后“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决定推迟10天。消息传来之前,大堤凡克的居民自发参加了“最后的祈祷”。很多人专程从亚美尼亚赶来,希望在这里接受洗礼。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9日在停火协议签署后访问了中岛,发现当地大部分亚美尼亚居民对俄罗斯维和部队的存在表示欢迎,俄军的存在让他们决定留在中岛亚美尼亚控制的地区。苏莱马尼耶是一位资深的亚美尼亚媒体人士,他目前正在纳卡拍摄一部纪录片,他也告诉《纽约时报》,俄罗斯军队的到来让一些人放心了。

从“英雄”到“叛徒”

两年前,亚美尼亚现任总理帕欣扬通过反对宪法修正案的街头运动达到了亚美尼亚政治的最高点。

当时已经卸任总统的萨尔基相就任新总理,他在2015年推动的立宪公民投票在2018年将亚美尼亚政权从总统制改为议会制。反对党认为修宪只是为了萨尔基相继续巩固权力。此时,帕欣扬顺势而为,赢得了一些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NGO)的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和平游行”,反对萨尔基相事实上的“连任”。

在那次运动中,他用了一套主张对阿塞拜疆强硬的话,故意模仿亚美尼亚战争英雄梅尔科尼扬在集会上的样子和姿势,以获得公众的支持。正是由于这种强硬的态度,当签署停火协议的消息传来时,亚美尼亚感到震惊。有一段时间,人们甚至不敢相信帕欣扬真的签了协议。

梅尔科扬,1992年至1994年纳卡冲突中的亚美尼亚战争英雄。资料来源:亚美尼亚公共广播

2018年4月17日,帕希尼杨在一次反对政府的公众集会上。他穿着绷带和迷彩服,模仿梅尔科尼安对公众讲话的态度。来源:commons.wikimedia.org

停火协议签署后,埃里温爆发了大规模的公众抗议。抗议者称帕欣扬为“叛徒”,并要求他为停火协议辞职。帕欣扬在他的脸书页面上透露,他的办公室遭到严重破坏,总理官邸的电脑、手表、香水、驾照和其他物品被盗。

“他们(埃里温官方媒体)口口声声说我们赢了,直到两天前,大家才突然发现,战争已经被打败了。”停火消息传出后,在德国工作的亚美尼亚女孩塔特维克流着泪说。在很多人眼里,首相一夜之间从战时领袖变成了“民族叛徒”。

事实上,帕欣扬对阿富汗并不是一贯的强硬派。就职前,他是亚美尼亚著名的记者和编辑。在他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被认为“聪明、言辞犀利、擅长辩论”,并以谴责腐败和批评寡头而闻名。从1999年开始,Pashinyan一直担任《亚美尼亚时报》的编辑,也正是这个职位引领他步入政坛。

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埃里温,任何动摇纳卡“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地位的政治主张都不可能持久。亚美尼亚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莱昂捷尔-彼得罗相(Leon Ter-petrosyan)因支持与阿塞拜疆“以土地换和平”的倡议而在国内政治中逐渐失分,最终在1998年突然下台。初入政坛的Pashinyan与petrosyan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

直到2008年,帕希尼杨(Pashini Young)都没有掩饰他对彼得罗相的同情。在那年的街头公开集会上,他为petrosyan的复出呐喊,高呼“我们一定要把这座城市从卡拉巴赫的败类手中拯救出来!”这一言论是针对亚美尼亚前总统科恰良和萨尔基相的,两人都出生在纳卡,在纳卡问题上立场相对强硬。科恰良拒绝接受彼得罗相和阿塞拜疆达成的和平计划,萨尔基相也不同意妥协。在petrosyan下台的那一年,Pashinyan因涉嫌诽谤时任国家安全部长的萨尔基相而被监禁一年。

“真正的革命者是一种破坏力。破坏之后,应该会出现新的结构,真正的革命者永远不会上台。”记者帕希尼杨(Pahini Young)曾在他的著作《国家的对立面》中关于埃内斯托格瓦拉的章节中写道。然而,他在2018年街头运动后当选为亚美尼亚总理,他在纳卡问题上的立场再次发生变化。

早在去年1月,亚美尼亚就有人猜测,帕欣扬愿意向阿塞拜疆让步。当时,帕欣扬公开指出,在纳卡问题上,毫无疑问应该采取“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即亚美尼亚必须将纳卡周围被占领的部分土地归还阿塞拜疆。一些亚美尼亚媒体评论说,这突出了帕欣扬的政治猜测。

一直以来,纳卡问题对亚美尼亚的政治运作有着非常现实的影响,是任何亚美尼亚政府的根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金扬曾写道,亚美尼亚政治精英中有所谓的“埃里温学派”和“纳卡学派”。出生在中岛的领袖,在战争的特定时期,很容易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一旦纳卡的冲突进入缓和阶段,来自首都埃里温的强大政治力量将轻而易举地挑战“纳卡派”。

尽管帕欣扬发表了妥协声明,但他仍然可以得到国内人民的支持,直到今年9月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恢复战争,11月9日签署停火协议。在10月中旬接受《The Paper》首次采访时,塔特维克甚至断言,“现在是战时,我们信任帕欣扬,全国人民团结在他的政府背后。”虽然她早就注意到亚美尼亚媒体与欧洲媒体报道口径的差异,——在官方背景的亚洲媒体报道中,亚美尼亚军队“不断从一场胜利走向下一场胜利”,对战争破坏和结果的描述并不缺乏处理或夸张,但对胜利的渴望驱使她积极过滤欧洲媒体对战争不利局势的报道。

亚美尼亚资深媒体人士苏莱曼尼亚(Suleimaniya)认为,现在是务实看待两年前帮助帕欣扬成为总理的“天鹅绒革命”的时候了。苏莱曼尼亚出生于一个非政府组织,职业生涯中经常与美国主流媒体合作多年。

“最近,亚美尼亚政治显然受到了民粹主义的太多影响。洋紫荆政府上台后,宣布要结束腐败,没有兑现承诺。”苏莱曼尼亚告诉报纸,“在过去的两年里,有太多无法解释的事件。如果新政府上台,就要调查过去两年所有的内外政治决策。”

亚美尼亚的“三心二意”

帕欣扬上台打破了过去20年亲俄的政治利益寡头垄断。虽然他执政后主要关注国内政治问题,对外政策没有做出重大改变,但他与该地区老大哥俄罗斯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变得冷淡,这使得亚美尼亚在追随俄罗斯方面显得三心二意。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帕欣扬雄心勃勃的改革议程导致了这一结果。

为了解决腐败问题,帕欣扬将前“强人”告上法庭,其中包括前总统科恰良和前武装部队参谋长哈查图洛夫。波兰智库华沙研究所认为,这一案件对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至关重要。据说科恰良和普京私交深厚,而哈查图洛夫是俄罗斯领导下的军事联盟——吉安条约组织的主席。在反腐败框架下,帕欣扬政府还对俄罗斯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旗下的亚美尼亚分公司和俄罗斯控制的亚美尼亚铁路公司发起了逃税调查。

帕欣扬政府倾向于改善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当时,美国驻埃里温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增加了2000人,埃里温还与索罗斯支持的“开放社会”等非政府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些组织经常以“慈善”的名义进行政治组织和宣传活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帕欣扬政府已经完全“抛弃”了它的老盟友俄罗斯,至少在心理上没有。事实上,直到纳卡冲突的最后一刻,埃里温政府都知道,如果它能赢得大量的外部支持,它只能来自莫斯科,而不是华盛顿或巴黎。

俄罗斯对此似乎有不同的看法。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研究员杜米特鲁明萨拉里(Dumitru Ming Zarrary)写了一篇文章,分析说,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它对亚美尼亚的信任受到了损害。克里姆林宫视帕欣扬为“索罗斯任命的人”,指责他“提拔亲美政客”。俄罗斯亚美尼亚国际关系学者玛丽埃塔耶普莱姆扬(Marietta Yeplemyan)对《纽约时报》表示,对俄资企业及相关项目的调查是在埃里温的授意下进行的,这直接导致俄罗斯联邦杜马副主席扎图林(Zatulin)等莫斯科高级官员对帕欣扬政府失去信任。他们开始质疑继续在亚美尼亚进行政治投资是否值得,而不是转向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的阿塞拜疆。

俄罗斯在最后一刻对纳卡停火协议的“场外”干预,可以看作是对埃里温的一种“惩罚”,但同时,明扎拉里认为,这也是为了增强下一届亚美尼亚政府对俄罗斯的依赖。

“为了制造必要的威胁感,俄罗斯允许阿塞拜疆收回纳卡周围的所有领土,这使得将来保卫这块飞地极其困难。阿塞拜疆的失败凸显了亚美尼亚的军事脆弱性。俄罗斯将利用这种脆弱感说服亚美尼亚人民和领导人同意与俄罗斯更紧密地融合,甚至可能建立类似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的联盟。”他写道。

战后,俄罗斯意识到自己在高加索三国的军事存在,这是苏联解体后第一次出现类似情况。虽然埃里温可能对莫斯科没有及时出来帮助感到不满,但根据停火协议,俄罗斯军队的存在将是纳卡亚美尼亚人民的安全保障。随着时间的推移,亚美尼亚政府和公众舆论将不得不更加关注俄罗斯的意见。

这场急需外部支持的战争,让亚美尼亚人看清了一切。欧洲和美国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来帮助亚美尼亚对抗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在首都埃里温,人们对西方的愤怒与日俱增。两名来自“中东之眼”的英国记者在前往抗议现场时遭到抗议者的抵制。一些抗议者高呼“英国去死!”(《混账英国》),其他人试图解释:“是英国和西方让亚美尼亚失望。”

“当我们与俄罗斯关系良好时,世界将惩罚我们。等我们和西方搞好关系,俄罗斯会惩罚我们的。”埃里温的律师阿努什瓦西里阿塔加尼扬(Anush Vasily Ataganiyan)将亚美尼亚的困境总结为这样一个悖论。“我们非常失望。发动这场战争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自己。”阿塔加尼杨感到愤怒和无奈。她的表弟在最近的冲突中帮助治疗伤员,但不幸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

法国亚美尼亚人协会主席帕帕紫阳告诉《纽约时报》,他已经要求法国总统马克龙增加对亚美尼亚的援助,并派部队参加维和行动。然而,除了承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马克龙没有对派遣部队的提议作出回应。

作为过去两个月成就的展示,帕帕紫阳在社交媒体上高调描述了如何赢得巴黎市长伊达尔戈(Hidalgo)和法国共和党巨头佩克雷塞(Pecresse)等高级政治家的支持。在法国亚美尼亚协会的积极活动下,他们都支持法国政府承认纳卡地区政权,主张向亚美尼亚提供援助。

因亚美尼亚大屠杀祖先逃亡法国的帕帕紫阳私底下坦言:“我不能再打了,世界又抛弃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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